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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九一八事变」发生与演变的真实脉络|大象公会 发布时间:2019-11-24 18:10:54 人气:4755

这一结果不仅与关东军无拘无束的行动有关,也涉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斗争。

文|颜米林隋峰

今天是九·一八事件周年纪念日。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澄清历史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背景。

918事件纪念碑,1991年竣工

东北沦陷与国民政府内部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队领导人张学良正在北平参加慈善演出。戏演完之后,张看到一封紧急电报就匆匆离开了。凌晨一点钟,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要抵抗,...以免在战争中制造麻烦并蔓延到全国。”会议持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张决定打电报给南京,要求中央政府向国联抗议。下午,张艺谋会见了日本记者,就此事发表评论,并表示:“我昨晚收到奉天方面的报告,称中日发生了冲突。我们没有抵抗,也没有理由战斗。因此,我严格命令我的下属不要反抗,让日本军队做他们想做的事。ゥ②ж

张学良晚年给出这样的指示,留下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解释。在接受日本国民健康保险的采访时,他说,“你怪我没有反抗,我不承认,怪我对日本的错误判断,然后我承认了。我认为日本不能这样做,士兵会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控制它。......我必须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曾经对其他媒体说,“在9·18事件中,我信任老蒋,成为了一名拒绝抵抗的将军,受到了一万人的唾骂。ゥ③ж

张学良(中)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

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厅的情报档案中包含蒋介石7月12日给张学良的一条机密消息,其中包含“现在不是抗日的时候”字样。他还收到张学良给荣臻的一份机密电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同日本开战,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输了,日本将要求赔偿土地损失。东北将无法挽回。我们应该避免冲突,伸张正义。”也就是说,在事件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有麻烦。关东军也察觉到南京政府和张学良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的基本立场。④

9月6日,事件爆发前12天,张学良还致电东北军区和东北三省管委会:“现在日本的外交越来越紧了。当务之急是处理一切,争取稳定。对日本人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寻找事物,我们都必须极其宽容。我们不能反抗他们并制造麻烦。也就是说,对每一方来说,及时遵守和注意这些指示是很重要的。ゥ⑤ж

张的指示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是一致的。

当时,南京政府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将限制日本军队,使其行为不会失控。事发前夕,宋子文和重光葵已经同意于9月20日前往东北,就中日未决案件进行全面讨论。此前万宝山和中村事件的处理也打破了谈判僵局。

正如南京政府所料,日本外务省确实干涉了关东军的行动。9月5日,在得知“关东的年轻军官试图迫使中国军队陷入冲突”的消息后,外相广石货币指示奉天总领事禁止闹事者。电报上说:“最近,关东军坂原上校在你的住处放了一大笔钱,煽动中国文化精髓的浪潮,制造中日事变。温家宝将在9月中旬采取具体行动。我希望浪人将被有效禁止。”但这种阻碍未能产生实际效果。南京方面显然误判了日本政府遏制军队的能力。⑥

日本学者户部义一(Yoshiichi Hubu)认为,关东军发动这一事件是“企图占领包括北满洲在内的整个满洲”和“企图通过战略挑起日中冲突,...造成日本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外交关系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腐败”的政党政治。这样,关东军自然不受日本政府的限制。⑦

因为蒋介石在军舰上,他无法及时得到事件的消息——9月18日晚上9点30分,蒋介石从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上10点20分左右,日本军队在沈阳发起了一场事件。19日晚,江泽民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发生事故,立即给张学良打了电话。鉴于日本对中国军队轰炸铁路的诽谤,中国应尽力在其宣传中驳斥这一谣言。⑧

21日下午,江泽民回到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一封“致国民的信”,宣布“已严格命令国民军队避免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方面希望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这一事件,但没有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抵抗命令”。⑨

台湾学者黄子进(Huang zijin)认为,事件前夕蒋介石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会违背摧毁“九国公约”的意愿入侵中国。此外,在事件发生前夕,江泽民承诺“与日本的军事中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仅在1930年,日本国民政府和日本陆军省就签署了多达16项武器交易,占当年中国对外武器采购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军火买家。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介石认为,“只要零星冲突得到适当控制,一切都有改变的余地。因此,“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中有一句话像“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⑩

然而,这件事的发展超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预期。根据日本档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军队只包括10,400名关东军和4,000名朝鲜军。海关外有多达179,500名称重士兵。由于这一事件,日本在105天内吞噬了整个东北地区,仅造成1200人死亡。⑪

这一结果不仅关系到关东军不受日本政府约束的行动,也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斗争。

事件爆发时,除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胡韩民、汪精卫、孙克为代表,以陈唐吉、白崇禧、李宗仁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韩民在国民党中有“党的领袖”的地位。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和广州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党权和军事权的斗争。

这种斗争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9·18”事件的处理。

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成立于1931年5月。左边第二个是汪精卫,左边第四个是孙克。

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外交行动,挽救东北局势的空间依然存在。当时“特别外交委员会”(专门为解决这一事件而设立)发布的最机密的报告对局势的判断相当准确。倪少杰说,“日本的军事政策一定会实现完全占领东北三省及其外交当局的目标...已经逐渐跟随了军方的行动。”和“国际联盟”...这次我永远不会和日本作战,所以它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

关于中国的对策,委员会的建议是:“永远不要首先向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对于锦州来说,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它只会尽力抵抗,以便在人民中树立政府的信念...以便中国不会崩溃和死亡。”“也就是说,锦州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这起事件中的最后底线。⑫

但是满洲军队最终选择不开一枪,放弃了锦州。这种做法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原因,也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事件发生前,宁(蒋介石)和岳(胡韩民)已经分裂,互相使用武力。粤方三次派遣秘密特使前往东京会见外相美原,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权利”,换取购买日本武器(当时南京政府也承诺从日本购买武器)。事件发生后,南京呼吁结束内战,并采取一致的外交政策。然而,当广东地方志推翻蒋介石并走向张氏时,他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与日本的谈判中表示,“日本推翻蒋介石并走向张氏的提议与广东政府的提议没有什么不同”,并承诺在蒋介石被成功推翻后,广东政府可以根据“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妥协。⑬

这种斗争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9·18”事件的处理。粤方利用这一事件对南京发动频繁的政治攻势,迫使蒋介石(1)亲自“率军北上,与日本海盗作战”(2)废除党的统治,开放政府——前者试图保持军事力量,而后者试图推翻胡韩民的党的力量。然而,这种极端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⑭

因此,锦州的紧急情况发生在广东方面要求蒋介石辞职的时候。江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支持者。蒋的倒台必然会影响锦州的战局。广东方面对此绝非一无所知。然而,胡韩民对江深恶痛绝,坚持认为江的垮台是和解与统一的不妥协条件。1931年12月15日,江穗辞去了他现在和现在的职务,南京政府陷入了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没有流血就占领了锦州——当时,张学良已经得到情报。尽管取代蒋介石的孙克政府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但他私下与日本政府达成共识,要“调查张学良”。⑮

锦州失守后,东北被完全占领了。

利普顿报告与日本战后反思

1931年9·18事件后,国联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出了由英国人雷顿(Leighton)率领的“国联远东调查团”(俗称“雷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争端和事件真相。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向所有国家公布了礼顿代表团提交的报告。

利普顿调查组的报告长达270页,由10章组成。前八章是调查结论,从法律角度澄清了以下事实,揭露了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为:

①在“9·18”事件中,日军的行动“不能被视为正当的自卫手段”,而且它有“精心准备的计划”;

(2)“满洲国”是日本建立的,其政权“不能被认为是真正和自然的独立运动的结果”。

(3)承认东北三省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⑯

报告的第二章是利普顿和其他人向国际联盟提出的解决办法。

他们不主张东北恢复原状,而是建议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该占很大比例”。中日军队都已从东北撤军,两国宪法警察必须维护公共秩序。此外,报告称,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不仅是“一个邻国武力入侵另一个邻国边境的简单案例”,也是一个复杂的“红色危险”问题。报告还认为,日本在9月18日之前在东北有特殊利益,中国的抗日行动损害了日本的利益。⑰

这些建议是根据中日两国的国力和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提出的。日本已经完全控制了东北,这在当时是既成事实。该报告的建议相当于要求日本“从嘴里吐出一些肥肉”

换句话说,在法律层面(原则上),李普顿报告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否认日本的行动属于“自卫”,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在实际层面(偶然性)上,报告并不认为仅靠国联的裁决就能使中国东北恢复到9月18日之前的状态,而是建议建立一个有日本顾问参与的“自治政府”。

李敦等人调查了柳州湖铁路的爆炸现场

围绕利普顿调查组报告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坛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蒋介石对报告的建议非常不满。他认为“李普顿太害怕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提出调解建议”。然而,他承认“日本对调查的责任是公平的”。因此,他决定“接受这份有所修改和保留的报告,但不拒绝它。”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表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对利普顿报告感到满意,并同意其态度。”⑱

主持国联谈判的顾维钧同意蒋介石的观点,“前八章的事实叙述似乎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情况,但后两章(包括建议)似乎受到既成事实的很大影响”。⑲

胡适说,这份报告“代表了世界舆论”,李敦等人的建议“可能不是解决办法”。胡适认为,“如果日本在满洲的条约利益得到承认,满洲的自治得到承认,满洲国可以被废除,中国的主权和行政权力可以在东北三省重新行使”,那么“这样的条件是可以考虑的”⑳

蒋介石的大多数政敌对这份报告持完全否定的看法。

例如,胡韩民说,该报告“几乎摧毁了它的立场,暴露了它无法维护正义和正义”。冯玉祥和李烈军说,报告“混淆事实,颠倒因果”,“拯救民族悲剧在于积极抵抗”。然而,抵抗可以显示这个国家生存的决心,但决心可以转移国际注意力。向国际联盟寻求帮助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自杀”。

在日本,对利普顿调查小组报告的看法极其一致,几乎每个人都指责该报告“不公平”。

日本政府发言人表示,“该报告对日本有许多不公正之处,但对中国却没有。”日本军队对报告中的指控说,“这是对皇军的侮辱,是越权行为”和“报告应该被痛打一顿”。日本政府还起草了一份“致日本的意见书”,指责调查组“无视日本提交的详细证明文件”、“不相信满洲国的支持者”以及“对来历不明的情报给予不当信任”。因此,该报告是“有偏见的”、“不可靠的”和“毫无根据的”。㉑

为了维护其侵略利益和维护“满洲国”,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李普顿调查组的报告,并威胁说,如果国联盲目无视日本的要求,通过调查文件草案,“日本帝国必须断绝与国联的关系”。

哈尔滨立顿调查组收到数百封公众来信(彭大伟照片)

国民政府选择将“9·18”事件提交国际联盟,而不是直接与日本谈判,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与日本的直接谈判会因其国力虚弱而“被任意胁迫”,导致“主权损失越大”的后果。日本的选择恰恰相反。它拒绝国际联盟的干预,并希望与国家政府直接谈判。

因此,当国际联盟正式介入时,日本宣布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从而拒绝了国际联盟基于利普顿调查小组报告的决议。因此,国际联盟要求日本在一定期限内撤军的决议没有生效。

这是失去所有三方的结果:国际联盟失去了它的威望和影响力;日本失去了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所有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变得孤立。日本公众舆论变得更加敌视西方,对军事集团扩张主义的支持也变得更加顽固。中国也没有依靠国际联盟来拯救东北问题。

郭台奇参加了与国联的谈判,后来有了这样的感觉:

外交没有力量支持它。很难登上世界之巅。

(中国的实力不足。)国际联盟也使用空城作为应对措施。相反,它被风暴打败了。它自己建立了国际联盟。它原本是世界上一个空东西。

即便如此,中国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立顿调查组的报告向世界证实了中国被侵略的事实。正如胡适所说,当时中国没有开展国际宣传的经验和能力。没有李普顿调查小组的报告,中国会犯与1894年中日战争相同的错误(日本将中日战争描述为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利普顿调查组报告的“最大功能”:

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近年来的反外国的傲慢,因为日本的宣传能力很强,而且因为中国自己的政治确实不令人满意,同情日本的论点在所有国家都相当占主导地位。......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做宣传,但我们不能指望外国舆论会同情我们。......停止消极的世界希望裁判报告能统一世界的是非,纠正世界舆论的错误。㉒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余日宣在1932年11月的讲话中也对李普顿调查组的报告作了中肯的评价:

(日本)经常到处宣传他们占领东北三省的理由有多充分。因此,许多国家在听了日本方面的故事后,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各种误解,认为日本是正当的,中国是不合理的。既然他们已经阅读了这份报告,他们对日本的信心至少会下降。㉓

也就是说,防止日本粉饰“9·18”事件,使其在国际外交中处于被动地位,是利普顿使命报告带给中国的最大价值。

关东军年轻土耳其人的代表兼9·18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石原笑了。

1951年,在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吉天茂的指示下,日本外务省展开秘密调查,彻底检讨日本自满洲里事件以来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致命外交错误。这项研究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形成了一组绝密文件,直到2003年才公布。

其中,关于“9·18事件”,文件认为,即使外交部无法停止军事行动,也不应该让事件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应该让日本退出国联。即使国际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反对“满洲国独立”,日本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应该努力留在其中。

简而言之,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导致日本与国际主流社会隔绝,“成为日英美决裂的开端”,为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提供了一条道路。㉔

参考材料

(1)关于张学良的具体下落,见:历史见证人何士力: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在哪里?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0页。洪川、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被列入第六版文史资料选编。

(2)《张学良讲话:日本nhk记者访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3)《张学良讲话:日本nhk记者访谈》,第77页。(日本)林佳树·乌苏:《昭和历史的最后见证——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73页。“张学良口述历史——Xi‘安事件被迫退出”,(台湾)联合日报,2001年10月28日。

④蒋介石的指示,列入日本外务省记录电报情报关系卷;张的指示,由外交部副部长于7月15日见关东厅。引自梁李静的《九一八事变史》,第114页。直到8月25日,关东军还破解了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的“容忍自尊、避免开枪”的秘密指示。

(5)《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第67页。

6东京审判记录,第30343页。

(7)户部义一,《徐州事件中的日中争端》,载于《中日联合历史研究报告》现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9-242页。

⑧杨天石,《寻找真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2解读》,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45-61页。

⑨冯蔡晓,《对“不抵抗”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再探索》,1996年第2期。

⑩(台湾)黄子进,“蒋介石与日本: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153-156页。

(日本)《日纳时报》第43期(1932年3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原载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引自:黄紫金,《九一八事变中的日中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26期。

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向中央政治会议提交的报告被列入《傣族冀涛文学评论》。

日本外务省记录(中国内乱关系卷),引自梁李静《九一八事变史》,第140页。

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54页。

刘伟凯,“国难应急制图问题研究”,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20-24页。

周美云:《对李敦调查组报告的再评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国联调查团的报告》,《革命文献丛书》第40卷,台北,1978年。

洪兰,《出版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历史月刊》2006年第5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中华书局,2013年,第55页。

胡适:《代表世界舆论的报告》,欧阳盛喆主编,胡适全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张陆晶,《齐鲁杂志》,1990年第6期。

胡适,《国联报告与建议书评论》,《胡适文集》,第11卷,第273页。

余日宣,《李普顿报告研究》,上海江大学学术讲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日本外务省文件:外务省过去的一般错误(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失误》行动报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的外交错误》(1951年4月10日)。

本文经微信公众号“滕循立世”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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